第545章 K先生，是日本人
方脸向马处长汇报完这一重大发现后，得到了一个新的命令——撤。
他回到这片街区时，卖花生的中年人还蹲在弄堂口，阁楼上端搪瓷缸子的人还靠着窗台，黄包车车夫还缩在车棚底下。
五十多个人，散落在蒲石路周围半径三百米的范围内，刚刚布好的天罗地网。但命令就是命令，全部撤离，仅留一号哨位。
一号哨位是街尾拐角处的馄饨摊子——位置最远，视角最窄，只能看见照相馆大门口有没有人进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在路边花台的石沿上磕了三下。
清脆的声响在潮湿的空气里传出去。被一个打着伞，离得最近的公子哥儿听见。
公子哥儿转身走了。
五分钟内，弄堂口的中年人收起报纸上的花生，起身走了。阁楼窗户合上了。黄包车车夫拉起车把，吱呀吱呀地往街尾去了。
一个接一个。
不动声色地，一张刚刚编织好的网，被拆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回头看照相馆一眼。
蒲石路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行人照常走路，铺子照常开门。电车从远处的霞飞路上驶过，铃铛叮当响。
没有人意识到少了什么。
街道上没什么不同。
照相馆内，瓦西里悠然地看着一本杂志，听着窗外的雨声淅沥，没有意识到，一双黑色的大手，正在虚空中，朝着他逐渐握紧。
……
两天后。最后一场秋雨已经停了。
永兴里弄堂深处，钟表铺的门帘半掩着，里面嘀嗒声依旧。
格里戈里坐在柜台后面，单片放大镜夹在眼眶上，镊子尖端伸进一只老式怀表的机芯里。
对面的高脚凳上坐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攥着手帕，时不时探头过来看。
“伊万先生，这表能修好伐？我婆婆留下来的。”
“能修。游丝断了，换一根就好。”格里戈里头也不抬，俄语口音浓重的中文，继续他的工作。
弄堂口传来汽车的引擎的轰鸣。
一辆黑色的斯提庞克，缓缓停在了弄堂口。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
西装笔挺。深藏青色。肩宽背阔，至少一米八五以上。皮鞋铮亮，袖口别着银色的链扣。
两人一前一后，步伐整齐，径直朝弄堂里面走来。
门帘被掀开。
铃铛叮地一响。
格里戈里的手停了一瞬，他抬起头，看到两个西装男站在柜台前面。第一个人扫了一眼店里，把那个中年妇人看了一眼，然后转向格里戈里。
“两位先生，有什么事？”格里戈里摘下放大镜，不紧不慢地问。
“莫斯科的秋天已经过去了。”
暗号。
格里戈里握着列子的手一抖，转头看了看那位中年妇人，客气地欠了欠身：“太太，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您的表后天来取，好吗？”
妇人有些困惑地看了看那两个魁梧的男人，嘟囔了一句“好吧好吧”，提着手帕走了。
门帘落下。
格里戈里没有多问一个字。
他走进里屋，换上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这套衣服他两天前就熨好挂在衣架上了。
白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粒，领带打了个温莎结。然后从柜子最底层搬出一只棕色皮箱，里面装着三个月来每批出货留下的对账钞票，以及详细的流水账本。
他提着箱子走出来。
两个西装男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外走。
格里戈里跟在后面。
走出弄堂口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往左边对街扫了一眼。
街角的烟纸店旁边，站着一个穿旧棉袄的白俄老头。六十来岁，胡子拉碴，手里拎着一只破布袋子，正弯腰在垃圾堆旁边翻捡什么东西。
一个落魄的白俄小商贩。上海滩到处都是这种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那老头正好直起腰，两人的视线碰了一下。
不到一秒。
格里戈里钻进了轿车后座。车门关上，引擎轰响，黑色别克驶出弄堂，汇入大马路的车流里。
……
蓝天夜总会。
今天停业。门口立着两块牌子，一块写“包场”，一块写“私人活动，谢绝入内”。
格里戈里被带进大堂的时候，整座夜总会空空荡荡。舞池的水晶灯没开，只有走廊尽头的壁灯亮着，把地毯照成一片昏黄。
黑衣人绕过大厅舞池，径直走向三楼。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红木门前。
“停。”
西装男挡住了去路。
“张开手。”
格里戈里把皮箱放在地上，双臂平举。两只大手从他的腋下开始，沿着胸口、腰际、后背、大腿内侧，一寸一寸地摸下来。
皮箱被打开，里面的账本和钞票被翻了一遍。
“可以了，进去。”
门开了。
房间很大。铺着厚实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几幅油画——不知道是真迹还是仿品。一排落地窗用深红色的天鹅绒帘子遮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靠窗的位置摆着一组真皮沙发，茶几上放着一套景德镇的青花茶具，热气袅袅。
沙发左侧正襟危坐着一个人。
正是裁缝格里戈里的长官，切尔诺夫——将军。
老人穿着那件深棕色旧西装，领口的暗红围巾今天系得格外整齐。双手放在膝盖上，脊背挺直。
见到格里戈里进来，只是点了点头。
格里戈里走过去，在切尔诺夫对面的单人椅上坐下。皮箱放在脚边。
房间里只有两个人，安静得让人发闷。
格里戈里张了张嘴，刚要说什么，切尔诺夫的眉头猛地一沉，冲他使了个眼色，微微摇头。
闭嘴。
格里戈里把到了舌尖的话咽回去，后背贴紧椅背。
等。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
挂钟的秒针一圈一圈地走。
格里戈里的衬衫后背已经洇出了一层薄汗。他想摸口袋里的烟，但将军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不敢动。
三十五分钟后。
走廊里传来声响。
先是急促的脚步——皮鞋，好几双，节奏快而整齐。在门外的走廊里排开了阵势。
然后是安静。
一两秒的绝对安静。
接着——
嗒。嗒。嗒。
一个不紧不慢的脚步。
格里戈里的耳朵捕捉到了微妙的异常。落脚的频率不完全均匀。左脚重，右脚轻。间隔之间夹着另一个声响——硬物触碰地面。
拐杖。不对……不是拐杖。是棍子。沉的。金属或者硬木，每一下都砸得实实在在。
那个人走得很慢，很从容。
切尔诺夫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动作之快，几乎是弹射的。一个六十多岁、拄着拐杖的老人，此刻站得笔直，双手垂在身侧，微微低着头。
格里戈里也站了起来。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嘎吱一声。红木门板缓慢地转动，先露出走廊里那两排一动不动的黑衣保镖，然后——
一个男人的身形填满了门框。
四十五六岁。亚洲人面孔。富态，下颌线圆润，鬓角有些许灰白。穿一件定制的黑色双排扣西装，面料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胸口别着一枚胸针。
右手杵着一根乌木龙头棍。棍头雕着一条盘龙，龙嘴里衔着一颗指甲盖大小的翡翠珠子，在灯光下晃了一下。
他迈过门槛。
左脚落地时，身子微微往右倾了一下。那根龙头棍随之点地，稳住重心。幅度极小。如果不是格里戈里经过严格的观察训练，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
男人进门后没有立刻说话。
他站在门口，环视了一圈。目光从墙上的油画扫到茶几上的茶具，从窗帘的褶皱扫到地毯的纹路。最后落在切尔诺夫身上，停了一秒。
然后移到格里戈里脸上。
那一瞬间，格里戈里的后颈根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
绝对的压迫下，一种本能让他感到畏惧。像一只蚂蚁被人的手指按在了玻璃板上，你知道那根手指可以随时碾下来，但它偏偏不碾。就那么按着你。
这个人没有说一个字，没有做一个威胁的动作。只是站在那里，把目光放在你身上。
但格里戈里二十三年的直觉在告诉他——这个人杀过很多人。而且他决定谁生谁死，就像决定今天吃什么一样随意。
男人收回目光，不急不缓地走向沙发正中间的位置。
龙头棍一下一下地点在波斯地毯上，发出闷沉的声响。每一步之间的间距完全相同。
坐下。
双手交叠，放在龙头棍的顶端。翡翠珠子被掌心盖住了。
身后无声地站了两个人。一米九以上。黑色西装，黑色墨镜。面部毫无表情，像两根柱子。
男人落座之后，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看着格里戈里。
一秒。两秒。五秒。十秒。
格里戈里的汗从鬓角滑下来，沿着耳根流进领口。白衬衫在后背黏住了一片。他想抬手擦，但手臂不听使唤。
二十秒。三十秒。……
格里戈里的呼吸开始变短。那张富态的、带着几分慈祥的亚洲面孔上，没有愤怒，没有不满，没有审视，什么情绪都没有。偏偏是这种“什么都没有”，比任何威胁都可怕。
两分钟。
格里戈里的膝盖开始发软。
“将军。”
终于开口了。中文。字正腔圆，标准的北方官话。但格里戈里的耳朵里，隐约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只是某些音节的尾巴，收得略微生硬。
“这位就是你的那位左膀右臂，裁缝？”
切尔诺夫微微鞠躬。
“是的。K先生，这是格里戈里·安东诺维奇·伊万诺夫。代号裁缝。1913年我还在军队的时候，他就在鄂木斯克编入我的通讯排，至今跟随二十三年。”
K先生的左手从龙头棍上抬起来，往下压了压。
“坐吧。”
格里戈里的腿弯了一下，半个屁股坐回椅子上。
他终于腾出手来，飞快地用袖口蹭了一下额头。汗水已经蹭出了一道湿痕。
颤抖着，他弯腰打开脚边的棕色皮箱，从里面取出一个用绸布包着的扁平盒子。
“K先生。”他尽力控制住嗓音里的震颤，“这是我准备的一点薄礼。一只老怀表，1889年百达翡丽的三问表，不算贵重，但是难得的收藏品……”
话音未落，就被K先生打断，他杵在身前的龙头棍上的左手轻轻一抬。
身后的黑衣人无声地上前一步，接过盒子，退回原位。
“有心了。”
这三个字说的客客气气的。
这是一个上位者的教养和礼貌，但礼貌中也掩盖不住那种骨子里的骄傲。
K先生的手指在龙头棍的顶端轻轻敲了一下。翡翠珠子发出极轻的脆响。
“说说吧。”
格里戈里抬起头，对上了那双平静到几乎空洞的眼睛。
“在上海，你的工作路径是如何开展的？”
那几个字从K先生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格里戈里终于听出来了——那些音节尾巴的生硬不是口音不标准，而是某种被刻意压制住的东西。
“的”字收得太干脆，“如何”两个字之间有一个极短的停顿。
这是日本人说中国话时特有的节奏痕迹。掩饰的很好，但格里戈里判断出来了。
K先生，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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