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九章：周茂才
宋恩泽盯着楼梯下方的男人。
周永昌说自己是周永昌。但他穿的鞋，是周茂才穿过的款式。
“周茂才七九年死了。”宋恩泽说。
“车祸。卡车从后面撞的。”周永昌把手电筒关了。档案楼一层重新暗下来，只剩通道口渗进来的光。“你查过我父亲的死。”
“查过。”
“查到什么？”
“卡车司机跑了。没找到。”
周永昌往前走了一步。他的右脚确实比左脚慢。不是受伤。是习惯。常年在码头搬货的人，右脚会先试地面再落步。
“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在香江。收到消息回来，人已经入棺了。”
“谁通知你的？”
“高德胜。”
“他怎么说？”
“说我父亲喝了酒，走路不稳。”
沈清辞在旁边插了一句：“仓库保管员下班喝酒，第二天还能上工？”
周永昌看她。“你是管账的？”
“你怎么知道？”
“你进来以后一直在数墙上的档案柜。”
沈清辞把手放下来。她确实数了。档案楼一层，十二个铁柜，六个有锁，六个没锁。
宋恩泽问：“你父亲真的是车祸死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每年祭他？”
周永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信封。
“信封是我从林耀华的铁柜里拿出来的。”
宋恩泽没碰。
“你有钥匙？”
“没有。”
“怎么打开？”
“撬的。”
“省纪委档案室的铁柜，你撬？”
“今晚省厅乱。你在医院闹了一场，李建国在查假调令，林耀华的人去了医院，高德胜的人守后门。没人盯纪委。”
宋恩泽盘算。周永昌趁乱进了纪委档案室。说明他早就知道铁柜的位置。也知道今晚所有人都会被吸引到省厅和医院。
他不是临时行动。他等了很久。
“你为什么把信封给我？”
周永昌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他坐下来的动作不快，把手放在膝盖上。
“高德胜和林耀华用走私的钱养了我二十年。每年两笔，十五万。”
“我知道。恒昌船务。”
“后来汇款停了。”
“什么时候？”
“去年。”
沈清辞翻了一页账本。“去年恒昌船务注销了。”
周永昌看她。“你连这个都查过？”
“工商资料，一百港币。”
宋恩泽问：“汇款停了以后呢？”
“高德胜让我继续帮他做事。山本的技术，代工的账，还有盯你。”
“盯我多久了？”
“你回深城第一天。”
宋恩泽想起许良提过的事。工厂刚开工时，对面巷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连停三天。第四天消失了。
“面包车是你的？”
“借的。”
“你在车里坐了三天？”
“我不坐。我让周庆坐。”
“他坐三天不累？”
“一天八十块。他坐得很开心。”
沈清辞记了一笔。“八十块一天，三天两百四。比雇保安便宜。”
宋恩泽没理她。他盯着地上的信封。
“你今天把信封交出来，高德胜不会放过你。”
“他已经不打算放过我了。”
“为什么？”
周永昌把右手抬起来。袖子滑下去，手腕上一道紫红色的淤痕，像被什么东西勒过。
“昨天。高德胜让人带我去南湖饭店。不是今天那一次。是昨天下午。他问我，何志远偷走的东西里，有没有我的账。”
“你怎么说？”
“我说没有。”
“他信了？”
“他让人勒了我一分钟。”
沈清辞看着那道淤痕。“一分钟不会死。”
“差两秒。”
宋恩泽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耽搁。周永昌来送信封，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被高德胜抛弃了。二十年的合作，汇款停了，人也要灭口。周永昌选了一条路——把手里能用的东西交给对家。
“杜文斌呢？”宋恩泽问。
周永昌抬头看了一眼楼梯。“二楼。”
“谁带上去的？”
“高德胜的人。三个。”
“你在楼下等，他们在楼上。你不是一路的。”
“今晚不是。”
宋恩泽往楼梯口走了两步。上面没有声音。
“他们要杜文斌做什么？”
“签一份声明。说七二年的案卷没有被换过。所有材料完整无缺。”
“杜文斌会签？”
“他签了二十年。每隔三年，高德胜就让他签一次。”
沈清辞问：“签完呢？”
周永昌看着她。“前面六个签过的人，都在名单上。名字都被划掉了。”
宋恩泽记起刘海东那份名单。七个人，前六个被划掉。只剩陈国栋。
“陈国栋已经死了。杜文斌要是签了，也会被划掉。”
“所以你要快。”
宋恩泽把信封从地上拿起来。信封纸发脆，右下角的拇指印清清楚楚。半个拇指。何志远的母亲何淑云在遗书背面画过的那个图。
他把信封交给沈清辞。
“收好。”
沈清辞没用手直接碰。她从账本里撕了一页白纸，把信封夹在中间，放进包里。
“指纹怕汗。”
宋恩泽看向老齐。
“上去。”
老齐没问为什么。他走到楼梯口，探了一下头。
“楼梯灯关着。二楼走廊有光。”
宋恩泽回头看沈清辞。
“你在下面。”
“我知道。”
“信封比我重要。”
“我也知道。”
宋恩泽和老齐上了楼梯。楼梯是水磨石的，走起来有回声。两个人踩着墙根，尽量不出声。
二楼走廊尽头，有一间房亮着灯。门开着一条缝。
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签完这页，你可以回去了。”
“我不签。”
“杜科长，你签了六次了。”
“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宋长明的儿子回来了。”
里面安静了几秒。
“他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要是查到案卷，我签的东西就是假证。七二年的案卷是两份。我亲手入的档。一份写因公殉职。一份写内部人员谋杀。第二份被人拿走了。”
“谁拿走的？”
“你们自己人。”
一声响。桌子被拍了。
“杜文斌，你在这坐了二十年。每三年签一次，签一次拿五千块。一共拿了多少，自己算。”
“三万。”旁边传来另一个声音，“六次，每次五千。”
宋恩泽停住脚。
这个声音他听过。
不是高德胜。不是林耀华。
是今天下午在电话里让他去南湖饭店的那个人。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判断。
老齐蹲在走廊墙角，朝他比了个手势。三个人。一个坐着，两个站着。
宋恩泽退回楼梯口。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一毛钱。
他把硬币弹向走廊另一端。硬币落在水磨石地面上，弹了两下。
房间里的人停了。
“什么声音？”
一个人走出来。宋恩泽贴在墙角不动。那人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老齐从背后抱住他，手捂住嘴。那人挣了一下。老齐的胳膊收紧。人软下去。
房间里第二个人探出头。“老赵？”
没人应。
宋恩泽从门边闪进去。房间不大。一张长桌。杜文斌坐在桌子这头。对面站着一个人。四十多岁，穿灰色夹克，左手按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杜文斌看见宋恩泽，眼睛眨了两下。
“你是谁？”灰夹克问。
宋恩泽没回答。他看桌上的文件。两页纸。第一页是声明。第二页是收款确认。
“五千块涨价了没有？”
灰夹克的手往腰后探。
宋恩泽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又是搪瓷缸——朝他扔过去。缸子砸在手臂上。灰夹克吃痛，掏出来的东西掉在地上。不是枪。是一把折叠刀。
老齐从门外进来，一脚踢开刀。
杜文斌站起来。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手在抖。
“你是宋长明的儿子？”
“是。”
杜文斌看了他半天。
“你长得不像他。”
“我妈说我像她。”
“你妈说得对。”
宋恩泽把文件收起来。“走。”
杜文斌没动。“我走了，他们会找我家人。”
“你家人在哪？”
“老伴在省城。女儿在广州。”
“李建国会安排。”
“我不信公安。”
“你信谁？”
杜文斌看着他。“我信你爸。他死了。”
宋恩泽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那就信他儿子。走不走？”
杜文斌被拽着往外走。他的腿不抖了。
三人下楼。沈清辞站在通道口。看见杜文斌，她扫了一眼。
“鞋码四十二。走路内八字。膝盖不好。”
杜文斌愣了。“你怎么知道？”
“鞋底磨损不均匀。”
“你什么人？”
“会计。”
杜文斌看了看宋恩泽，又看沈清辞。“你们厂的会计都这样？”
“只有她这样。”
通道外，郑远山在车里等着。发动机没熄。
周永昌不见了。
宋恩泽看了看地面。刚才放信封的位置，多了一张纸条。
他捡起来。
“粤B-4088今晚去东角码头。船在十二点。”
沈清辞从他手里拿过纸条。
“东角码头。你爸出事的地方。”
宋恩泽把杜文斌推上车。
“老齐，开车。去东角码头。”
老齐发动引擎。车从家属院后门驶出。岗亭的警卫看了一眼，没有拦。
沈清辞坐在后座，把信封、文件和纸条分三个口袋装好。
“东角码头现在还有人用？”她问。
郑远山回头。“码头八五年就废了。只剩一个旧仓库。”
“谁的仓库？”
“没有产权。以前是民兵的。”
杜文斌听见“民兵”两个字，手又开始抖。
沈清辞递给他一颗糖。“吃。”
“我不吃糖。”
“你手抖。糖能补血糖。”
“我手抖是因为害怕。”
“害怕也得吃。免得到了地方站不稳。”
杜文斌接过糖，没拆。他把糖攥在手心里。
车开了二十分钟。省城夜里的路不堵。老齐把车灯调暗，沿着北江路往东。
东角码头在城东。七十年代是内河货运码头，八十年代初停了。周围没有路灯，只有废弃仓库和一片荒地。
车停在码头入口五百米外。
老齐熄了灯。
“前面有车。”
宋恩泽往前看。码头入口处停着一辆桑塔纳。车灯灭了。驾驶位有人影。
“粤B-4088。”沈清辞念出车牌。
林耀华的车。
码头仓库方向有光。不是灯。是手电。至少两束。
宋恩泽打开车门。
“你们在这等。”
“又是一个人？”沈清辞问。
“杜文斌和郑远山不能露面。你拿着信封。老齐看车。”
“那你去做什么？”
“看看谁在十二点坐船。”
沈清辞没再说话。她把车窗摇下一条缝，耳朵贴上去。
码头方向传来水声。有船。
宋恩泽沿着围墙走。废弃码头的围墙塌了一半，砖头散在地上。他踩着碎砖，绕到仓库侧面。
仓库门开着。里面有三个人。
一个人站在门口，背对外面。另外两个蹲在角落，面前放着几只铁皮箱。
箱子上有字。宋恩泽看不清。
他往前挪了两步。脚下的砖头响了一声。
门口的人转身。
手电筒照过来。
宋恩泽没躲。
光打在他脸上。
“宋恩泽？”
说话的人他不认识。四十多岁，穿军绿色外套，左脸有一道旧疤。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周永昌告诉我。”
疤脸男人把手电筒移开。“那个叛徒。”
“他叛谁的？”
“叛高处长的。”
角落里蹲着的两个人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东西。宋恩泽看了一眼。
不是武器。是一本旧账簿。
“铁箱里是什么？”宋恩泽问。
“不关你事。”
“高德胜让你们搬东西？”
疤脸男人没答。他朝角落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开始把铁箱往门外搬。
宋恩泽挡在门口。
“搬走的东西里，有没有一份案卷？”
疤脸男人停住。
“什么案卷？”
“七二年十月。宋长明。”
疤脸男人的手电筒往下垂了一点。
“你别多管。”
“案卷在哪个箱子里？”
“我不知道。”
“你在帮高德胜转移证据。今晚的船去哪？”
疤脸男人盯着他。“你管不了。”
码头方向传来汽笛声。船到了。
宋恩泽没有退。两个搬箱子的人把铁箱放在地上，看着疤脸男人。
“动手？”其中一个问。
疤脸男人犹豫了。宋恩泽只有一个人。但他来了，说明后面还有人。周永昌能把消息递出去，说明高德胜的人里已经有人反水。
“不动。”疤脸男人说，“搬完走。”
宋恩泽没有让路。
“案卷给我。其他的你搬走。”
“凭什么？”
“凭那份案卷对高德胜没有用。他要销毁的是走私账。案卷是副产品。你拿去交差，他也不会问。”
疤脸男人盘算了几秒。走私账才是高德胜的命根子。案卷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反而是祸。
他从第二只铁箱里翻了翻。拿出一只黄色的牛皮纸袋。纸袋很薄，里面只有几页纸。
“这个。”
宋恩泽接过。纸袋封口已经被拆过。里面是三页纸。
第一页。案件编号。日期。宋长明。
第二页。现场勘查记录。
第三页。结论。
结论一栏只写了四个字。
“因公殉职。”
没有第二份。
“另一份呢？”宋恩泽问。
“什么另一份？”
“写‘内部人员谋杀’的那份。”
疤脸男人的脸变了。
“没有第二份。”
“杜文斌说有。”
“杜文斌疯了。”
码头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更急。船不等人。
两个人扛起铁箱就跑。疤脸男人看了宋恩泽一眼，转身跟着走了。
宋恩泽站在空仓库里。手里拿着三页纸。
第二份案卷不在箱子里。
高德胜要么已经销毁了，要么从来没放在这里。
他把纸袋折好，往回走。
车还停在原处。沈清辞站在车外。
“拿到了？”
“一半。”
“哪一半？”
“因公殉职的那份。另一份没有。”
沈清辞接过纸袋，翻了翻。
“第二页有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场勘查记录里写，死者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但纸条内容没有附录。”
宋恩泽拿回来看。
确实。第二页最后一行写着：“死者左上衣口袋内发现纸条一张，已封存。”
没有编号。没有内容。没有去向。
林耀华在南湖饭店说的那句话又浮出来。
“你父亲口袋里拿走的东西，不是信。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名字。”
刘海东。
纸条上写的是刘海东。
宋长明死前，把一个名字放在口袋里。
这个名字是他最后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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