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0章 维多利亚遇刺
第1140章 维多利亚遇刺
五月的谢菲尔德乡间，山谷披著最丰腴的绿装。
唐河蜿蜒著穿过谷底，水面上浮著纺织厂漂来的细碎羊毛，两岸的橡树和山毛榉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冠在微风中轻轻摇晃，远处丘陵起伏，山坡上散落著星星点点的吃草绵羊。
哐啷！哐啷！哐啷！
低沉的轰鸣撕破了乡间的美好，绵羊四散惊逃，树上的鸟群扑棱棱飞起，连河面的倒影都被震得支离破碎。
漆黑的火车从山坳转弯处猛冲而出，轮毂与铁轨撞击出刺耳的尖啸，车头的烟囱喷吐著浓烟，火车就像一条被激怒的巨蟒，载著满满一车厢的海陆两栖「寄生虫」，直扑皇家海军陆战队办公室所在地—萨默塞特宫。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能够让海军部第二秘书日行八百里、星夜兼程回师伦敦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正巧就有这么一桩。
更不幸的是，这桩事情居然还发生在沙皇访英期间，以致于引来友邦惊诧。
1842年4月2日，英国宪章协会在伦敦舰队街的詹森酒馆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讨论通过了第二次宪章派国民请愿书。
相较于1839年的第一次请愿书，第二次请愿书不仅要求议会通过《人民宪章》中的六点要求，还要求取消《新济贫法》、承诺减税、保证政教分离并彻底废除教会什一税，而为了争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第二次请愿书还提出应当给予爱尔兰独立。
尽管皇家大伦敦警察厅警务情报局第一时间就向内务部发出预警，并向警务管理委员会建议进一步监控宪章协会的动向，以便为接下来的行动提前做准备。
但也不知道是事情发展太快，还是以英国警务部门的现有警力实在不足以应付遍布全国的400家宪章协会地方分会，总而言之，「黑斯廷斯的爪牙们」辜负了政府的厚望，并没有能够将这份请愿书阻截在威斯敏斯特之外。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宪章协会就收集到了多达330万份请愿者签名，并在5月2号这天由宪章派领袖奥康内尔、麦克道尔与李德利等人护送前往下院。
5月2号当天的伦敦街头简直人山人海，宪章派领袖麦克道尔与李德利骑在马上，一马当先的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之后是长达数百米的请愿书，再后面则是奥康内尔率领的宪章派全国代表队列，紧随其后的则是由全国各地自发赶来的宪章派工人队伍。
整个队伍长达两英里，几乎填满了通往威斯敏斯特宫的每一条大街，想来爱看热闹的伦敦市民也自发聚集在队伍经过的街道两边，现场到处都是欢呼声与喝彩。
随后，数吨重的请愿书被宪章派队伍用小车推进下院，而激进派议员托马斯·邓库姆则以宪章派代言人的身份，向下院呈递了请愿书。
如果说1839年的请愿书尚且可以用措辞温和来形容，那么1842年的请愿书则处处都透露著尖锐。
请愿书中直言：「尊敬的下院就它现在的组成来说，既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也不是由人民作主的。它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对多数人的贫困、苦难和愿望置之不理。在英国，统治者穷奢极欲，被统治者则受苦挨饿。女王陛下每天的收入是164镑17先令60便士，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收入是104镑20先令，而千百万工人每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两三个便士。在其他国家，贫穷是一种不幸，但是在英国，在《新济贫法》，贫穷却是一种犯罪。」
而在请愿书宣读完成后，托马斯·邓库姆旋即又在下院发表演讲，并从他收到的500
多封来信中选择了8封在下院宣读，以详细陈述目前民众的困苦生活。
而激进派的其他议员，如休谟、菲尔登、罗贝克等人也先后发言，以声援宪章派。
但遗憾的是，激进派在下院毕竟只是少数。
在宪章派请愿书的问题上，辉格党与保守党走向了联合，辉格党发言人、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引经据典论述宪章派的普选权诉求「非法」，而罗素勋爵也引用古代宪法条文论证「成年男子自动获得投票权」不符合不列颠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
至于首相罗伯特·皮尔，尽管皮尔的措辞一向温和委婉，但他还是遗憾地指出：「我觉得请愿书完全是对我们国家宪政的责难，也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责难。《人民宪章》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不相容的，而我们已经在这种制度下平安地生活了150年，并且我可以断言，英国人民享有除美国以外，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自由和幸福。」
简而言之，不论保守党还是辉格党，他们的论点都围绕著「祖宗之法不可变」。
而在两党领袖表态后，请愿书也不出意外地在下院以287票对49票遭到否决。
然而，政府显然低估了否决请愿书的严重性，或许他们觉得在上一次镇压「新港起义」后，国内局势已经趋于平稳，更糟糕的是，麻痹大意的政府已经决心把这个月的工作重心放在尼古拉一世的来访上了。
至于宪章派的问题，他们打算稍后再议。
恰恰就是由于政府不闻不问的态度，导致了事态的迅速失控。
请愿路线的流产使得宪章派彻底对他们的温和派领袖失去信任，并不再愿意继续支持他们，而《北极星报》等宪章派报刊也旋即展开了对奥布莱恩等温和派领袖的清算，指责他们与斯特季派（中产阶级改良派）的联合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而这片指责声浪叠加上比1839年更糟糕的经济环境，也使得宪章协会中的暴力派迅速夺取了运动主导权。
就在亚瑟启程前往谢菲尔德的同一天，博尔顿的暴力派领袖马斯顿出席了在布莱克本举行的宪章派大会，并在会议上公开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向白金汉宫进军。
而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的染料工、建筑工、机械工人等协会也迅速倒向暴力派，在五月底举行的曼彻斯特铁匠、锻工和机械工人大会上，三个行业的代表全票通过了加入宪章协会的决议，并宣布接受《人民宪章》为曼彻斯特工人联合会纲领。
然而，如此重要的情报，却依然未能及时警醒内务部。
更操蛋的是，在亚瑟启程前往谢菲尔德以前，他居然没有收到来自内务部的刺杀预警，而他本人居然也傻呵呵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一场长达半小时的开幕演讲，浑然不知不远处可能正有一杆枪在瞄著他的脑袋。
如果是在别的城市，亚瑟或许还可以原谅内务部的失职。
但问题在于，1840年谢菲尔德可是爆发过宪章派起义的！
倘若不是恪尽职守、足智多谋的治安官布兰德收买了叛徒，事先得知了起义时间和地点，并在起义前夜突击逮捕了谢菲尔德的宪章派领袖霍尔贝里等人，那说不准这座钢铁之城还真就落入100多人的起义军手中了。
而这一次，同样十分遗憾，尽管内务部麻痹大意，没有觉得「海军部第二秘书的命也是命」，但好在新组建的谢菲尔德警察局展现了高度的职业素养，在谢菲尔德警局首任局长、苏格兰场悍将戴斯蒙德·海耶斯警监的指挥下，这一小股意图对亚瑟爵士图谋不轨的暴徒已被尽数抓获。
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差点坐上敞篷车的亚瑟爵士也不得不改签了他的车票，提前踏上了返回伦敦的征途。
当然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由于亚瑟爵士胆小怯战，亚瑟爵士的胸膛连铅弹都射不穿，难道他还会怕了区区几个暴徒吗？！
亚瑟爵士此次返程，主要是出于白金汉宫与女王陛下政府方面的需要。
因为亚瑟死里逃生不久，伦敦的电报也送到了谢菲尔德。
事实证明，针对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刺杀行动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5月29日，当维多利亚女王的车驾沿著伦敦林荫大道行进时，一位名为约翰·弗朗西斯的木匠学徒居然从怀中掏出手枪，意图刺杀女王。不过，不知道是因为火药潮湿，还是由于太紧张了，这一枪居然没有击发，而弗朗西斯则趁著现场混乱转身逃脱。
等到第二天，女王又沿著相同的路线出行，而之所以选择同样的路线，目的主要在于诱使弗朗西斯再次出击，并将其当场抓获。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弗朗西斯再次现身并向维多利亚举枪，但还不等他开火，便立刻被周遭的便衣警察逮捕，而在制服弗朗西斯的过程中，手枪不慎走火，并意外击中了随行的某位海军部助理秘书。
据信，该名助理秘书当天原本只是奉命前往白金汉宫，陪同尼古拉一世前往德特福德造船厂，并为这位尊贵的陛下讲解皇家海军高超的造船技术。
天可怜见啊！
就算平生不修善果，卡特先生又何至干遭此无妄之灾！
竟然被人拿枪打中了屁股！
更不幸的是，埃尔德的朋友都清楚，这位助理秘书的屁股是绝不能轻易给人看的。
古语有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被人开枪打中屁股，这本身就已经名誉受损了，倘若器再出了问题，那埃尔德该如何面对卡特家族的列祖列宗？
当然了，这个器倒不是传宗接代的那个，而是指的他屁股上的那个纹身。
众所周知，白厅有规定，有纹身的一律不得考公，更遑论当助理秘书。
正因如此，亚瑟得知消息后，甚至连现成的敞篷车都不坐了，而是选择星夜兼程乘坐火车返回伦敦，只为保住埃尔德的屁股，不，是保住他的助理秘书。
当然了，保住屁股是亚瑟的私人理由，而他的公开理由则是应首相皮尔的要求，辅佐内务部应对曼彻斯特爆发的大罢工。
而且，从轻重缓急的程度上来说，曼彻斯特的优先级可能还要远高于埃尔德的屁股。
因为这次罢工并非和平示威，其中掺杂了相当程度的暴力因素，尽管曼彻斯特市政府已经竭力应付，但以他们的现有警力依然无法阻止暴怒的数万名工人冲击城区与工厂。
更糟糕的是，当曼彻斯特治安法官达尼尔·莫德要求工人解散时，由于措辞不当，不止没能平息事态，反而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以致于曼彻斯特警局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甚至一度闹到了需要出动军警的程度。
万幸的是，达尼尔·莫德虽然智商不高，但还好胆子小。
在两万名工人的面前，莫德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敢命令警察出动，而是同意让游行队伍通过大安科斯街，前往格兰比罗广场召开罢工大会。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曼彻斯特警察局的现任局长，正是当年亚瑟在警务委员会时的老对头查尔斯·肖爵士。
说起查尔斯·肖，当年亚瑟在警务委员会时，他就不得喝，好不容易熬到亚瑟走了，结果顶替亚瑟的查尔斯·罗万更没把他当回事。
所以，一怒之下，肖爵士干脆辞了警务委员会的工作，走马上任曼彻斯特。
或许是因为常年在军队服役，所以肖在面对大罢工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动用军事手段。
他不仅乔装打扮混进了工人集会，而且还在搜集到情报后，立刻策马前往曼彻斯特驻军的兵营，尽其所能地游说驻军指挥官使用武力。
但驻军指挥官显然是个陆军里的老油条，他明确表示，在没有得到治安法官允许或者收到内务部命令的情况下，曼彻斯特驻军绝不会擅离职守，他们会在驻地看守军火库到最后一刻。
当亚瑟看到这里时，也不由暗自怀疑政府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
像是查尔斯·肖这样该去阿富汗发光发热的人，偏要把他留在国内。
而像是威廉·埃尔芬斯通那样温和宽厚的性子，却又要把他往火坑里推。
这不是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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