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陕西龙治民案
1985年，陕西省商县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
案犯名叫龙治民，身高只有一米五出头。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杀害了四十八人，并将尸体悉数埋进自家萝卜窖中，而劫掠到手的现金，统共才五百七十元。
此案惊动高层，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政法委书记陈丕显相继作出批示：彻查到底，务必水落石出。
警方随后挖掘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将现场清理完毕。
被捕之后，龙治民竟毫无悔意，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有一套“三不杀”的原则：一不杀科技人员，二不杀领导干部，三不杀工人。
照他的说法，这三类人对国家有贡献，他杀人是为“除害”，专杀那些愚昧无知、有罪之人。
这种说辞实在荒唐——即便有人罪有应得，也绝轮不到他私自动手。
更何况，那四十八名被害人当中，除个别身有残疾，绝大多数都是智力健全的壮劳力。
那么，这些被害人究竟是怎样上当的？龙治民又是如何将他们杀害的？他的犯罪动机到底何在？
说到底，无非两个字：懒与穷。
要理清这桩案子，就不得不先说说当地的地理环境。
从古至今，商州一直是贫困山区，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到了骨头里。
交通闭塞，土地又产不出多少粮食。
古时候，这里是贬谪官员的流放之所，不少失意的仕宦被发配到此。“四人帮”时期，彭真也曾被下放到这里。
到了民国年间，许多百姓家无隔宿之粮，一日三餐只能喝些玉米糊糊勉强果腹。一遇灾荒，景况就更不堪了。
一般人家跌成贫困户，那些原本就穷的人家，有的沦为乞丐沿街讨饭，有的干脆铤而走险做了盗匪。
当地有首民谣唱道：“睡在炕上看星星，端上饭碗照影影，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外出去逃荒。”
屋顶透着天光，饭碗稀得能照见人影，日子就这么苦，这么穷。
新中国成立后，商洛人民的生活虽有改善，但经济发展极其缓慢，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中央重点扶助的特贫地区。
每逢灾年、青黄不接或冬闲时节，不少村民便外出谋生，老幼乞讨，女人则投亲靠友，甚至给人当“临时老婆”，一去不返的大有人在。
一九七五年，洛南县一位县委书记曾在华山脚下一个车站，一次就拉回十八车外流人口——足足十八车，何等触目。
正因如此，当地若少了个人，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不太会放在心上。
此外，商洛地区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
他们大多不敢离家远行去外地打工，习惯在本地流动。
能在山外揽到一份长活，就算得上是有本事、了不起的人物了。
本地从事手工业的人极少，多数靠出卖体力挣些小钱贴补家用。有些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本地游来荡去，寻找雇主。
可这地方本就穷困，哪有那么多雇主？
这种局面，恰恰给龙治民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以家里要做活、需人帮工为由，将那些找活的人骗至家中杀害，再埋进萝卜窖中。
关于龙治民的杀人动机，民间曾有过种种说法。
他老家村子里有座山，名叫太子山。不知从何时起，当地人传说太子山将会出一位天子。
既是天子，自然非同寻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后来便有人说，那个大耳、矮粗的龙治民，没准就是这位“真命天子”。
其实在解放前，有些土匪就常常假借“出天子”这类迷信说法，为自己的活动披上一层蛊惑人心的外衣，拉队伍时还要装神弄鬼，先杀上几个人。
这么做的目的，一来是恐吓乡里，让人惧怕；二来让队伍里的人人人都沾了血，等于纳了投名状，断了后路。这种手法，俗称“祭刀”。
于是有人猜测，那四十八具尸体，会不会就是假借天子出世之名而行的“祭刀”？
另有一则传闻说，曾有算命先生给龙治民卜过一卦，说他四十岁左右将有大难，若要避过此劫，须用七七四十九条生灵的血光来冲抵。
也有人说，他杀害上百人，为的是割取器官，替他那痴傻的老婆治病。
当然，这些都只是流传于坊间的传闻，我们还是依据官方资料，来梳理这桩案子。
龙治民生于一九四一年，家住陕西省商县仁治公社龙鞭子大队。
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个小三岁的妹妹。
六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他便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
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小龙深受父亲疼爱，被视作掌上明珠。虽说谈不上娇生惯养，但父亲凡事迁就，打小就养成了他懒惰的习性。
他究竟懒到什么程度呢？据说父亲下地干活时，都得把他放在竹篓里背在身上。
或许正因自幼过于懈怠，他的身体发育迟缓，身高勉强长到一米五左右，便就此定格了。
因为个子比同龄孩子矮一大截，他上学比旁人晚了好几年，因此常遭同学欺负与嘲笑，连老师也不怎么待见他。
凑合着念完小学，他便不再读书了。
辍学以后，龙治民对知识倒仍有着强烈的渴望，平日待在家里，谁也不理，也不与同村孩子玩耍，只是闷头看书，到了晚上还常常借着月光苦读。
可是学而无用，他渐渐变得意志消沉，有些自我封闭了。
不久，“文革”爆发。
龙治民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出头的时机。
他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居然拉起一支小队伍，带头抄家、批斗村干部——仿佛在说，你们平时不是看不起我吗？如今我可得挨个收拾你们。
可惜好景不长，村里很快成立了革委会，转眼间，他又成了被整肃的对象。
但凭着伶牙俐齿，他最终还是化险为夷。
一九七四年春天，龙治民老家因修建南秦水库，全家集体移民，迁到了商县杨峪河镇的王建村。
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三岁了。
他非但身材矮小、相貌猥琐，更兼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每天不是东村逛逛，就是西村串串，别的本事没学到，倒是练就了一张油滑的嘴皮子，瞎话张口便来，全不用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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