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五四风暴 3

　　1919年的初夏，对中国大陆的北洋政府来说真是个多事之秋：先有南方护法政府实际上的独立，后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利益的无耻出卖，然后是“五四运动”掀起的全国抗议浪潮。学生的抗议还好对付，可是5月7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余波开始向全国扩展：上海是日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群众集会声援。从6月5日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竟然先后开始罢课、罢工、罢市，工人和商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无奈之下，北洋政府只好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3人的官职，以平息民怨。之后不久，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

　　现在的北洋政府是由皖系军阀掌控的，其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南有分裂的南方政府，北有奉系张作霖的东北独立王国，内部有直系冯国璋的掣肘，它根本没有能力在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对社会言论的监督也相对宽松。可以说，北洋政府只是中国大陆形式上的合法政府而已。而没有一个强势的独裁政府，正是“五四运动”及各种思潮在这个年代得以自由生存、发展和传播的客观条件。

　　在这个时期，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兴起于北京大学，却同样在上海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然后就是全国各地的纷纷响应。这其中，宣传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次年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21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另辟一块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它对五四运动期间的宣传起到了更直接的作用。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卖国的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几个人，在全国知识阶层掀起了滔天巨浪，人们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北洋政府，头脑清醒的精英们开始思考和选择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大起来。

　　5月20日，孙中山的署名文章《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每周评论》上首次发表。文章中说：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不论是谁掌握了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所组合而成的先进文明，谁就是世界的强者，“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文章中列举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穷奢极欲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阻碍等一系列事实，又列举了同一时期在英国和其它列强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以及这次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和现在的所谓列强们之所以成为强国的奋斗历程。文章还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文章总结道：商品经济最终必然取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自然经济，机械化大工业必然取代中国目前落后的手工业。今后的世界，谁掌握了发达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是当然的“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者”。文章中说：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偶然的，今日的“挨打”更是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以及它们与僵化的封建思想共同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号召全中国人民要“学习科技知识、尊重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第一次把发展科学技术提到了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文章呼吁：必须砸碎中国旧的、落后的、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枷锁，重新建立起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社会。

　　文章最后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应该“广纳百家之精华，去芜存菁，以为己用”，任何国家成功的经验，都只能做为参考，应该探索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走有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中国古人早有“橘生淮南而为桔，生淮北而为枳”之说，就是这个道理。照搬照抄别国经验，都是注定会失败的。中国有长达5000年的灿烂文明，只是被历代统治者出于自己统治人民的需要而任意歪曲，使许多闪烁着灿烂思想光芒的理论，被人为地掩盖了其本来的面目。“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屏弃落后腐朽的东西，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把它们与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明结合起来，创建出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创建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让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的顶峰！”

　　孙中山《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等领军人物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蔡元培、胡适、鲁迅完全赞成孙中山的观点，给予了这篇文章极高的评价。鲁迅说“它指出了未来中国的前进方向”，胡适说“它已经把中国的前途具体化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则因为接受了俄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对孙中山的观点持谨慎的欢迎。他们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消灭剥削和压迫、彻底解放劳苦大众”的俄式革命道路，反对张自强他们在菲律宾、台湾和远东地区搞的“经济改良”政策，认为那样的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

　　《每周评论》上的论战持续了四个多月，许多著名学者都加入了这场“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之中。9月20日，孙中山的又一篇署名文章《革命的最终目的》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革命不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根本目的都是殊途同归，不会改变的：第一，就是让国家的富强，使中国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不再受别人的欺侮；第二，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上富足的日子。文章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理论，号召大家“不要在屋子里去想象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而应该“行万里路”，亲身去实践和体验，“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脑子想”。只要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就都会找到真理。文章中指出的观点，在事实上结束了这次论战。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国内许多著名的学者纷纷前往菲律宾、台湾、远东、苏俄、美国和欧洲各国考察，试图寻找出真正的救国之路。

　　纸笔的论战并没有影响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全国的反日运动也越来越激烈。

　　7月1日，日本宪兵在济南纬五路逮捕了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日本人的愚蠢举动简直如同火上浇油，给已经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添增了新的火yao：当天下午，济南学生千余人集体向山东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政当局立刻向日本领事提出严正交涉，释放王志谦，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省长沈铭昌立即派交涉员唐柯三前往日本领事馆交涉，请愿学生站在公署门外等候结果。直到天黑了很久，唐柯三才垂头丧气地跑回来说：日本领事不但不放人，还提出反要求，要求赔偿日商在这一时期因山东抵制日货所受损失，同时保证以后不再抵制日货，才释放王志谦。

　　唐柯三的消息同炸弹一样爆发，引起所有中国人无比的愤慨。而日本人的这种霸道行为，却只有把事情搞得更糟：学生们决定不解散请愿队伍，一直到日本领事无条件释放王志谦为止。这时，许多爱国市民也自动来参加请愿队伍，请愿人数骤增为5000多人。沈铭昌再派唐柯三去交涉，同时对请愿群众表示：本人宁可牺牲省长职位，也决不屈从日本人！沈的讲话赢得群众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唐柯三再去日本领馆，由晚上10时半直到天明5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他的彻夜交涉，总算带来一个勉强满意的消息：日本领事已把王志谦移送警察厅。沈铭昌即请学生代表赴警厅接出王志谦。“王志谦事件”引起了张自强和南宫平的高度关注：菲律宾驻青岛舰队指挥官陈虎少将接到了命令，三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官兵开始悄悄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这次事件，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7月7日，济南的日本侨民借口巴黎和约告成，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中国商店为了避免引起纠纷都提早关门。不料夜幕低垂、灯火初上之时，竟有不少日本浪人出现，公然在街上挨家挨户敲门，勒令他们开市，有一家泰康商店不开门，竟被浪人捣毁了全店！日本人多数喝了酒，带着酒意在街上横冲直闯，有一批日人追赶一个英国人，英人逃入烟草公司，日本暴徒们竟然冲进去捣毁了英美烟草公司的门窗。这时日本领事接到电话，乘汽车赶来，才把一群日本浪人喝退。并向英美烟草公司道歉。公司向日馆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日馆也一口承允。山东交涉员唐柯三也到日本领事馆，要求对于日本浪人捣毁泰康商店事，照英美烟草公司的办法处理，可是日本领事馆竟然沉下脸孔来说：这案子还需要调查！

　　山东各地都有日警或浪人侵害中国人：7月17日,青州车站的日本警察进城捕去第十中学学生马忠怀。胶济铁路沿线的村庄，经常有日本军警前来进行搜查，许多村民糊里糊涂便被捕去，官厅也不敢过问，因此村民们计划组织“联庄会”进行自卫。这一期间，日本人真的已把山东当做是日本领土了。北京政府怕山东闹出麻烦，因此于7月25日宣布济南戒严，并派参战军第二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另以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撤换了沈铭昌。

　　马良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军阀，他有一支“技术大队”，专门对付爱国的抗日活动，到处干涉人民开会，解散救国团体。7月22日，他在估衣市街走过，看见回教徒所开的店铺“金家铺”贴有爱国公约，立即派技术队的队兵到回教救国后援会去，把会址捣毁，拘捕了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给他们加了一个罪名“结党集会、扰乱治安”。接着他又带领队兵，浩浩荡荡地前往山东师范学校，召集学生训话。他的演讲妙不可言，他说：“我是一个国技家，我有万夫莫敌之勇，因为我身怀绝技，所以我没有权利思想，如果我有政治野心，督军一职早已到手了。现在我之所以出头露面来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暴民倡乱。”他说得兴起，竟慷慨激昂大声咆哮说：“今天早上我拿获了三名倡乱的首领马云亭和朱家兄弟，我办起事来是铁面无私的：马云亭是我的回教教友，我就先拿他们开刀！我警告你们，谁敢再扰乱治安，图谋不轨，你们可以看马云亭做榜样。”

　　马良认为参战军是靠日本贷款成立的，所以要“效忠”日本，他常对士兵训话时说：“一个人必须饮水思源，咱们参战军是靠日本人成立的，你们穿的是日本军服，用的是日本军火，我们不可以反日，反日的是暴民。”马良所执行的戒严，简直就是镇压反日爱国活动，所以学生们群情激愤。

　　8月3日上午，济南各校学生代表300余人一同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取消戒严，释放爱国分子，禁止军人替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听说学生在督军署请愿，立即派兵赶来驱散学生，扯碎了学生请愿书，并将为首学生刘文彦等16人拘捕。这一来，学生们更加愤慨：300多名学生一齐跟在被捕同学后面，愿意一同坐牢。军队们把被捕的16名学生押到第一师范，请愿学生随在后面，他们被隔在大门外，可是全都屹立烈日下，没有一人后退。一直僵持到下午2时，马良乘马率军赶到，叫开了大门，把门外的300多学生一齐驱进学校的第一教室。

　　马良把300多请愿学生一齐驱入第一师范的第一教室后，他就跳上教员讲桌对学生训话。他大骂学生扰乱治安，破坏戒严令，受过激派的指使，而且男女混杂，不成体统。他的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令人不忍卒闻，于是有一位医科学生吴夏蒲起而抗辩。吴说：“我们没有受人利用，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受了良心的驱使，我们是爱国！”马良看到公然有人向他顶撞，大为光火，立刻喝令卫队把这个发言的学生抓出来打三十大手板，他那如狼似虎的技术队兵就恶狠狠地跑过去，用大刀压在吴夏蒲的头上，把他拉到讲台下，一五一十地打吴的手板，吴夏蒲被打得痛极而哭，于是全体学生也哭出声来。马良听到学生们在哭，更是火上加油，大声叱责说：“不许你们哭，再哭就一齐挨打！”接着他命令士兵把吴夏蒲押下去，和已经扣留的16个学生关在一起，都用绳子绑了，等候枪毙。然后他气汹汹地大踏步而去。

　　马良离开第一师范就去督军署谒见督军张树元，要求批准枪毙17名请愿被扣的学生，借以收镇压之效。张树元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却不敢枪毙学生，所以予以拒绝。于是马良回到第一师范，他当然不说督军不批准他枪毙学生，而说是他自己不忍心枪毙他们，要他们安分守己，不可胡闹。讲了一番废话，直到晚间7时，这17名被扣的学生才由山东省议会议长出面保释。

　　8月3日，菲律宾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吕斌、菲律宾驻青岛海军司令陈虎少将同时分别向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府发出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正式照会：“山东省会济南简直成为日本暴民的世界，这些暴民因为有日本领事作后盾，方敢为所欲为。济南镇守使马良身为中国人却倒行逆施、戕害爱国志士，实则为日人走狗、汉人奸贼！菲律宾政府并孙中山大总统正式照会贵当局：如贵方无能力改变山东一省局面，我国为使爱国同胞及无辜百姓免受日人戕害，保留进一步反应之权利，勿为言之不虞也！”

　　收到菲律宾驻军的照会之后，山东督军张树元急忙找马良商议，劝阻他暂时不要杀马云亭，以免事态恶化。张树元虽为一省督军，却管不了手握重兵的马良。而这个认贼作父的马良却铁了心：8月5日，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被严刑拷打后，被判决枪毙，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马云亭是位爱国的老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二岁。他是一位医生，平素待人和蔼可亲，无数穷苦老百姓都受过他的照顾。当他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时，他态度从容，没有畏惧，一边步行，一边向市民告别。他劝大家不要气馁，为爱国而死，死得其所，不要替他难过，他已近70岁的人，死期不远。如此而死，虽死犹生。又勉励大家爱国，献出力量来救国，人人都爱国救国，中国便得救了。他真是从容赴死，视死如归。济南市民流着眼泪，跟随他，听他讲演。

　　当他从容进入刑场时，有些市民失声而哭，他却既镇定，又庄严。当行刑的刽子手双手震颤着正要开枪时，他的双腿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两个血窟窿！换了第二个刽子手又是一样！围观的市民马上跪倒了一片，纷纷膜拜上天：他们认为是上天开了眼，马云亭受到了神灵的保佑！马良并没有到刑场来，是他的副官代替他前来监刑的。这个副官比他的主人更有趣：他一看刽子手不行，竟然命令调两挺机枪来完成行刑任务！当两个机枪手奉命到来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与刽子手同样的一幕：他们的双腿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血窟窿，两个士兵“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副官目瞪口呆起来，他在内心里也认为有神灵保佑，不敢再继续下去，只好宣布“明天再处决犯人”，带领人马灰溜溜地走了。

　　人群逐渐散去了，从刑场两侧足有600米距离的两个山包的草丛里站起了两个人：他们身穿迷彩作战服、手拿带红外夜视仪的远程阻击步枪，不仔细看，他们几乎与葱绿的林木融为了一体。两个人踏着夕阳，从容地向济南城里走去——那里即将来临的黑夜，是他们执行另一个任务的战场！

　　晚饭过后，马良把副官叫到跟前，大声喝骂着：“带了30个士兵，竟然杀不死一名囚犯？我看你他妈是脑子进水了！什么狗屁神灵？老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杀的人连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了，从来就没看见过啥神仙鬼怪！”——还真别说这位马良狗屁不通，他竟然是个“无神论者”！

　　马良一边说，一边向外面走去：“我已经命令医官检查过了受伤的士兵。他们腿上的那是枪伤！这是有人在故意跟我们捣乱！不是什么狗屁神灵，你这个笨蛋！”副官唯唯诺诺地应声附和着，心里却在暗自嘀咕：“老子岂能不知道是枪伤？连日本教官都弄不明白哪个国家可以生产这么精确的阻击步枪，这才是敌人最可怕的地方，比神灵还要可怕！”

　　皎洁的月光撒在大地上，行走在军营里的马良和他的副官清晰地出现在阻击手的红外夜视仪里：两个阻击手正在军营外面400米外的两棵大树上！随着两声弱不可闻的微弱声响，两棵被他们事先用匕首在弹头上划了个十字的开花阻击弹，分别准确地击中了马良的脑袋和前胸，在那里制造出了两个恐怖的大窟窿！然后，他们从容地观察了目标半分钟，看着马良倒在地上。确认目标已经死亡之后，他们从树上溜了下来，找到了两颗子弹壳，很快融进了身后的树林里：这里距离军营的哨兵很远，根本没有人发现他们！

　　马良的死很快传到了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的耳朵里，他不禁一哆嗦，暗自庆幸自己的英明：他知道这是菲律宾的那些同胞们干的，却只能把这个猜测埋在心里。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即使有证据，他同样不敢说出来——自己的命，可不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丢了！

　　此时的福建也同样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其处境近似山东。福州市有一个发国难财的商人，他是福州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期间私藏了大量日货，因此向他质问。6月14日，这位奸商堆着满面笑容邀请学生代表到他家里检查存货，怎知学生们受了骗，黄瞻鸿把学生们骗进家去，就关闭了大门，指挥家丁痛打学生，还加上匪徒行劫的罪名，向督军报告，16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把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诳报被扣的全是匪徒，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所以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

　　李厚基的诬告，引起了福州各界极大的愤怒，因此采取罢市罢课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受到巨大的反抗，被迫于18日释放了拘押的学生，同时把奸商黄瞻鸿兄弟拿送检察厅拘留。几天后，又把黄氏兄弟送入陆军医院，然后偷偷放走了事。

　　1919年11月16日，日本人又挑起了“福州事件”：“五四”运动后，福州学生大力抵制日货，给日货倾销以沉重打击，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仇视。11月，日领馆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派警察署暴力镇压正义学生，制造震动全国的“台江事件”，也称“福州事件”。福州市民不畏强暴，表示不撤换日本领事、不惩办日本暴徒、不赔偿损失，誓不罢休。

　　11月6日，学生表演新剧，剧中以日本侵害中国为主题，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坐了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日本浪人拉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个学生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浪人竟公然在街上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仿华闻声跑出来，日本人竟击以铁尺，段仿华被击，痛极倒地。警察闻声赶来调解，不料日人不由分说，竟开枪射击，而警察奉令不许对外人放枪，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警察无法还击，只好大鸣警笛，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及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与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另七个日本浪人则逃到顺记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到屋顶投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战斗，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因为他们有外交官身份，警察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外交交涉员转告日本领事署，请他们派人来把这十个肇事的日本浪人领回去。

　　在这次闹事中，由于警察不敢对日本人开枪还击，所以闹事的十个日本浪人，一个也未受伤。可是中国方面却有警察史孝亮胸腹部中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折骨，市民朱伊才弹穿肋骨，均人事不知。学生郑学谦、刘钟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现钞1000元被劫去。受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还有顺记西药店所受损失约3000元。

　　17日，福州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17、18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来是日本人有计划要制造事端，作为侵略的借口，以便于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两艘日舰驶抵马江，日舰“嵯峨”、“樱橘”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12月7日，北京各界1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的暴行。

　　北京政府对付请愿转趋强硬，把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北京卫戍总司令部。同时，教育部严令学生不得集会结社，即使在学校内开会，也要遵守治安警察法，事前呈报警察厅，听候派员监视，如有违法，即予惩治。与此相对应，各省的请愿行动变得积极起来，纷纷推派代表进京。北京政府曾密令各省当局阻止请愿代表进京，各省代表则使用各种秘密方式，逃过各省当局的耳目，向北京进发，先后到达请愿的目的地——北京。北京政府开始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12月19日，菲律宾政府发表声明，对日本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卑劣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公开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斗争。第二天，菲律宾海军派出黄群贤海军少将指挥的霍去病号战列舰编队进驻福州港，在马江口击沉日舰“嵯峨”、“樱橘”，日本水兵死伤过半，其余被俘，并全部押解回菲律宾。与此同时，装备了新式火炮的菲律宾陆军部队三个师，开始从菲律宾、台湾和远东乘坐运输舰从福建的福州、马尾、厦门，山东的青岛、威海、龙口集结，准备登陆。菲律宾海军同时封锁了所有日本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日本本土的各军舰驻地均被菲律宾海军严密监视起来。

　　12月18日的全国报纸都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受孙中山的邀请，陈炯明于12月20日宣布正式访问菲律宾。而关于于菲律宾秘密军事调动的消息，在报纸上却找不到只言片语......

　　;


　　(https://www.bxwxber.cc/book/11698/5367089.html)


1秒记住笔下文学：www.bxwxber.cc。手机版阅读网址：wap.bxwxber.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