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 监控照相馆

蒲石路。

小雨。

上海的最后一场秋雨细得像雾，落在青石板上连声音都没有。

只是把整条街染湿了一层，路面反着灰白的天光，行人的伞面上凝着一层水珠。

弄堂口，一个穿蓝布褂子的中年人蹲在屋檐下，面前摊着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放着几把花生，不紧不慢地剥着花生

五十米开外，一辆黄包车停在路边。车夫缩在车棚底下，帽檐压得很低，脑袋朝着照相馆方向微微偏着。

对面的烟纸店门口，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在翻一本小说。书举得很高，遮住了半张脸。他已经在那个位置站了二十分钟了。一直到老板有些不耐烦问到底买不买，他才有些寒酸窘迫地摸摸口袋，摇着头恋恋不舍地把书放下离开。

街的另一头。一个推着独轮车，装满了箱子的的脚夫经过照相馆门前，他有些累的停下来喘口气，抽了半支烟将汗巾往肩上一搭，推上车继续走。

……

一个个人，一个个面孔，彼此不认识，不交谈，也不会有视线的交汇。

但如果有人从高处往下俯瞰——他们的位置，恰好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把蒲石路一百七十三号框在正中间。

投入超过五十人的监视行动，每个人只在照相馆外停留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然后离开，下一个人接替……这样的精细活儿在冰城不知做了多少回。

再是经验丰富的特务，也很难察觉，自己被一双双眼睛给盯上了。

当然，这只是内圈。

外圈还有人。

小雨还在下。

下午两点二十七分。

一个打着黑色雨伞的男人，从蒲石路东头走过来。深棕色夹克，领口竖着。中等个头，很瘦。

他路过隔壁的杂货铺时，收了一下伞，朝里头招了招手。

“陈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俄语口音极重的中文。

杂货铺里传来一个宁波口音的回应：“这种天气！鬼都不出门！”

“呵。”打伞的男人笑了一声。

把伞重新撑开，走了三步，推开了丽华照相馆的玻璃门。铃铛叮的一响。

门关上了。

弄堂口剥花生的中年人，手里的动作停了。

阁楼窗户里端搪瓷缸子的人，缓缓把杯子放到了窗台上。

黄包车车棚底下，一个车夫的手从膝盖上挪开，隐隐约约靠近了腰间的位置。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

但一种无形的东西，在雨幕中绷紧了。

街尾拐角处。一家卖馄饨的小摊子后面，两个穿灰色长衫的汉子坐在条凳上。面前各有一碗馄饨，热气腾腾的。两个人头凑在一起，像是在闲聊。

“确认了没有？”

说话的是矮个子，三十来岁，国字脸，浓眉毛，嘴唇很薄。

对面的人没抬头，筷子夹着馄饨在碗里搅了搅。

“打着伞，把脸遮住了大半。只有七成。体型、步态、进门的习惯——和监控记录里去A号安全屋那次的影像高度吻合。”

“七成不够。”

矮个子皱了皱眉。

A号安全屋。闸北区天通庵路38弄7号。

十天前，恐怖机器人传回的音频里，科兹洛夫喊了一声“瓦西里同志”的远东局副处长——那个深夜两点十七分进门的人，就是这个体型。就是这个步态。就是这个左手持物、进门前习惯性和周围环境发生短暂互动的细节。

“外围监控。”对面的人终于抬起头。四十出头，方脸，眼睛不大但目光沉稳。“而且，我们的人不能再靠了。这条街上的白俄彼此都认识，一张新面孔出现在照相馆附近二十米以内，那就是送信号。”

矮个子吸了一口馄饨汤，皱着眉咽下去。

“得想办法进去。”

“进去？”方脸的人看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

“你打算要往NKVD的联络站里塞人？”

“不是塞人。”矮个子放下碗筷，“是顾客。你忘了那是什么地方——照相馆。一个对外营业的、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的照相馆。”

方脸的人没有立刻反驳，犹豫道“你确定？那是副处长级别的人物，反侦察能力——”

“所以不能派行内人进去。”矮个子打断他，“派两个看起来跟这行一点儿边都不沾的。蠢一点的，笨一点的，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的。”

方脸的人咀嚼着这句话，慢慢点了点头。

——

伊戈尔·耶维奇·科洛廖夫·瓦西里。

三十二岁。列宁格勒人。

父亲是普梯洛夫工厂的车工，母亲在面包店做收银。

十七岁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物理系，第二年被选拔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殊培训项目。因为他会说流利的法语——母亲是白俄时代一个法语教师的女儿，在家里从小跟他讲法语。

1925年正式入编。先在莫斯科总部干了三年文案工作，然后被外派到远东。先是海参崴，然后是哈尔滨。1930年调入叶戈罗夫的调查处，任行动组组长。1935年升副处长。

叶莲娜。他的妻子。在海参崴的一家医院做护士。结婚四年了，没有孩子。

上次见面是七个月前。他回海参崴述职，在家待了十一天。因为疾病，叶莲娜瘦了很多，眼眶底下是两片乌青。

她什么也不问。不问他在哪里，不问他做什么工作，不问他什么时候再回来。只是在离开前的那个清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从后面抱住了他。

”小心一点。我等你回来。“

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

现在。

蒲石路一百七十三号。丽华照相馆后屋。

瓦西里把湿漉漉的雨伞收好，靠在门边，脱了外面那件深棕色夹克搭在椅背上。

里面是一件灰白色的衬衫，扎在裤子里，显得腰身极窄。

前台的阿秀——那个说上海话的姑娘，十六七岁，眼睛大大的，留着齐耳短发——端着一杯热水从外面走进来。

”索洛维约夫先生，外面来客人了吗？“

”没有。“瓦西里接过水杯，”这种天气，不会有人来拍照。“

阿秀是他十年前，从海参崴一家孤儿院领养出来的，原本叫他“爸爸”，现在叫他索洛维约夫先生。

阿秀加入了俄共，跟着瓦西里一起到了上海。几年过来，她的上海话已经说的很标准了。

后屋里，学徒小冯正在暗房里冲照片。十九岁的上海本地小青年，瘦瘦高高的，话不多，手脚麻利。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不知道任何事情，只知道老板是个脾气不错的俄国人，按月给他发工钱。

瓦西里端着水杯走到暗房门口，看了一眼里面的红光。

”小冯，今天的片子冲完了没有？“瓦西里用口型和手势比划着。

“呜呜呜……”小冯放下手中的活儿，也用手势比划，竟是个聋哑人。

瓦西里点了点头，转身回到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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